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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春节，我四岁。

　　过年的日子，人们是休闲的、慵懒的。忙碌了一年的人们，趁着这伟大的假期，好好休息一下。正月初五那天，奶奶家来了好多亲戚，大吃海喝后，家里人开始打麻将。支了两个麻将桌，有打牌的、有看牌的，有沏茶倒水的，那场景简直太和谐了，真是家和万事兴啊。

　　接近黄昏，小伙伴们都回家了，我也饿了，可大人们还在昏天暗地的打麻将。我百无聊赖，不经意来到了胡同口，胡同口有两家小店，一家是我最爱的豆腐脑店，另一家是老杨家的杂货铺。

　　老杨家生了5个孩子，都是闺女，大家都喊她们杨门女将。他家的杂货铺从五金、食品到狗皮膏药，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卖不到的。外屋是店铺，里屋就是住的地方，巴掌大小，炊具和床几乎挨着。屋里油腻腻、黑乎乎的。透过窗户，我看到他们家的饺子刚出锅，杨门女将都端个小碗抢着要饺子，我怔怔的望着。

　　老杨叔招呼我：“妮儿，饿了？尝尝俺家的饺子吧。”

　　我抿了抿嘴，搓了搓衣角：“嗯，中。”

　　老杨叔回屋给我端了半碗饺子，白白的搪瓷碗留着他的黑沙掌印子，热乎乎的饺子，我一连吃了七个，满满的都是温暖。

　　不料，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腹泻。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往医院。经医生化验诊断，吃了不干净、不消化的东西，得了急性痢疾。在八十年代，这种病还没有特效药，只能靠消炎、输水和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一连半个月只靠打点滴维持，吃什么吐什么，唯独胡同口那家的豆腐脑，还能吃进去一点点。每天几小勺的豆腐脑也支撑我活了半个月。整个人都瘦干了，那真叫一个皮包骨头。亲戚朋友都来看我，也无奈的摇头，私下里说：这孩子看来得扔到医院了。由于床位紧张，医生也坦白告知：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你们在医院耗着，也不是办法，别浪费钱了，带孩子回家吧，看看有没有别的法子。

　　我的姥姥看此情形，含着泪抱着一线希望，赶回老家找土法子，希望老天开眼。家里人其实都不信的，但又没有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给了解药，说得还挺邪乎，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何而来就由何而去。在详细询问了老杨家饺子的做法后，姥姥干干净净、精精致致的包了七个小饺子，韭菜猪肉馅的。先放锅里煮熟了，捞出后在煎锅里煎、火炉上烤，把它们烤得内外都焦黄，没有一丝水汽，然后用擀面杖把焦黄的饺子碾成粉末，分成7个小袋子装，每天吃两次，吃时拿烧开的黄酒把粉末冲开，只听见黄酒和粉末焦灼的劈啪声。等吃到第五袋的时候，突然大坨地排泄了，没消化的饺子残渣趁势而出，滞汽化解，肚子通气，命捡回来了。全家人欣喜若狂，把家里所有的烟花炮竹都点燃了，在那一刻，才刻骨铭心地懂得，还有什么比健康和性命更重要呢。老杨叔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听说在家嚎啕大哭了一场，一个地地道道的实在人，哪经得起这番内疚。

　　时光流逝，一晃近三十年。上次过年回家，又去胡同口转了转。老杨一家早已搬走了，卖豆腐脑的小店还在，还是记忆中的那个阿姨。她在胡同口卖了一辈子的豆腐脑，还她依然那么热情，唯独多了两鬓斑白。当我转身离去，蓦然回首，好似昨日重现，一个扎着牛角辫的小女孩在吃豆腐脑。她规规矩矩的坐在小凳子上，聚精会神的在豆腐脑里找黄豆，那是她的最爱，每一勺豆腐脑里要有一颗豆子，而且只有一颗，那样可以保证吃到最后一勺都有豆子。小女孩挂着一丝豆沫的嘴角微微上扬，忽闪着眼睛朝着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