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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水浒》逼上梁山的众好汉中，鲁智深是唯一的一位——因为除暴安良、扶弱济困而不是因为私家恩怨——被迫走上造反道路的人。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即“心底无私天地宽”。而探寻鲁智深磊落胸怀、独特的处事风格，追溯其迥异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及与佛家的因果渊源，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谈到鲁智深，谈到其与佛家的渊源，则不得不提到五台山。这座充满神秘佛教色彩的名山，经过历代的经营、修葺早已成为华夏最富盛名的千年古刹，至宋、元时期更是气势恢宏、气象森严；连绵的红墙青瓦、高耸的宝殿琼阁、清澈的山溪都静静地掩映在满目青翠的山色中，平添一份诗情和画意；禅房里咿咿呀呀的诵经声合着氤氲的香火弥漫开来……而这里就是鲁达正式皈依佛家的出发地。

 

　　真正的英雄豪杰、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往往皈依佛门多是无奈之举，且都经过了不同寻常的人生路。即便大名鼎鼎、英武盖世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曾因为孤苦伶仃、走投无路而不得不暂且寄身佛门；而鲁智深之上五台山、进而皈依佛门更是一条充满着凶险的逃亡之旅，所谓的“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贫不择妻、慌不择路”，英雄失路时无奈的选择，亦是令人唏嘘、感叹。

 

　　书中第二回（由于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可以略过）为我们刻画了鲁达活生生的任侠仗义、扶弱济困、不计后果且从不言悔的大丈夫形象。因为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利益关系的女人，鲁达从渭州的提辖官变成了一个到处流窜的杀人犯；还是因为这个女人，鲁达又从杀人犯变成了身披法衣、袈裟的佛门弟子鲁智深。急转直下、前后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际遇，令人扼腕。好在性格粗犷、浑身充溢着热血正气的鲁达并不在意这种人生的患得患失；在意了，也就不是鲁达、鲁提辖了，更不是那个修炼成正果的智深法师了。

 

　　或许一切都是佛缘的巧合，或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鲁达正是因为相遇被救的金氏父女进而认识了国姓赵员外。且不可小觑了这个赵员外，在封建社会以氏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阶级中，姓氏不仅承载着家族的荣光，有时候还沐浴着皇族姓氏的尊权和待遇。女皇武则天不是也曾经在称制后的690年敕诏天下所有的武姓蠲免一切国家赋税及杂役吗，当年的武氏也着实风光了一番，待遇高人一等不言而喻；好在风水轮回，皇帝轮流做，赵姓呢，自夹马营中诞下“龙种”赵匡胤、直至陈桥黄袍加身、进而成为帝国第一掌舵人的宋太祖后，赵姓子民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赵氏人人戴着皇家血统荣耀的光环则是不容置疑的。除此之外，在宋代，就我们目前所知，其他的也就一个“柴”姓由于历史渊源而受到格外尊崇。

 

　　如此说来身份尊贵且手眼通天的赵员外看在小妾金氏的面子上为鲁达剃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僧人的度牒在当时控制很严、且价格不菲，但这份度牒对于鲁达来说无异于一道免死金牌，更是一个百毒不侵的护身符。虽然迷信箴纬、且开拓不足、守成有余的宋太祖惮于周世宗柴荣疯狂灭佛的教训（柴荣在宣布灭佛令第二年死于北伐契丹的军中，年仅36岁），建国后对佛教采取了怀柔政策，出家人享受编外公务员待遇，享受“三免”特权照顾（免兵役、免杂役、免苛捐杂税），但出于对国家赋税及兵员来源的考虑，宋代对僧人名额控制严格，出家者必须获得中央政府出具的合法的度牒（出家资格证书），还要有正规的寺院接收，才算是正式出家。随着其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苛捐杂税、兵役、杂役的无休止增加，出家当时便成为更多人解脱人间苦海的唯一选择和热切向往，于是度牒更是“一票难求”，价格也节节攀升。据宋人笔记载，徽宗时每道度牒官价近220贯大钱，后来明码标价每道800贯，由于买方市场的红火，一道度牒往往经过多手转卖，“黑市”价格已经翻了几个跟头了，依然是抢手货，也算是奇葩一景。

 

　　如果说英雄失路的鲁达无奈地接受了员外的安排的这份厚礼，倒不如说是命运之使然。剃度后的鲁达被智真长老赐法号智深，也是意味深长。有人说是智真长老拍赵员外马屁，这等利益说尽是牵强附会，要知道古代的高僧不是我等小智之人所妄加评判的，正应了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老话。究其因由，无他，只因为鲁智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佛，而不是内心龌龊。六根不净的假佛，智真长老慧眼识珠而已！而从鲁智深一生都尊智真为师来看，也是真佛面前无诳语、无假话，两个真佛惺惺相惜而已。

 

　　在我们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释、道作为三驾文化马车驰骋华夏千年竟成“三国”鼎力的局面。儒家和和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教派其实同出一宗，作为学生的孔子在得到宗师老聃的真传后，很快自立门户，创立了有别于道家的儒家教派分支。后来两家总掐仗，原因是儒家门徒总以“修身、齐家、平天下”标榜自家的圣人理想；而道家呢，对貌似“高、大、上”、一心想着出人头地的这伙叛逆并不干感冒且嗤之以鼻，听到儒生的气味往往掩鼻而过，一边忙着架炉炼丹卖卖假“药”，一边儿瞅空儿就拆儒家的台面，两家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正当儒、道两家“掐仗”掐的难解难分之际，一匹白马从印度撒欢儿驮来了释迦摩尼佛经，喜得汉明帝一头扎了进去……

 

　　初来乍到、水土不服的佛教虽然得到了上层建筑的首肯，但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缺乏坚实的生存的土壤，也就是失去了其生存与传播的价值。于是最初的佛教传播者，或者说大乘法师们（任何一个宗教的最初传播者都必须有真正的大智慧，否则不堪其任）趁着儒、道两家掐仗的时机，经过认真研究上述两个冤家对头的优劣后，决定取长补短、以掺沙子的方式主动融入华夏本土文化，其宗旨即以“慈悲”为用、以“空虚”为体且以“贪、嗔、痴”为戒律，得到了下层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值得注意的是，鲁智深修行的方法却是和佛法在华夏最初传播的手段不谋而合——即“融入”。如果我们深入分析鲁智深性格特点，特别是在五台山上的所行所为，都明白无误的昭示了其对佛法的主动“融入”姿态。虽然他的修行看起来与严格意义上的修行格格不入，但却恰好符合了“狂禅”修行的内在实质。狂禅这一佛教分支，恰如儒家从道家的分离一样，它完全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强调的是“心悟”，心即佛，一旦了无牵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也就立地成佛修成正果了。至于其他的繁文缛节，什么菩萨、观音，什么持戒、禁欲、坐禅之类，统统可以免去。

 

　　鲁智深，俗名鲁达；达者，济也、通也。名字正与佛家的济度众生之精义暗暗吻合，这或许也是鲁智深与佛的前世不解缘；而他的开口“洒家”、闭口“洒家”更是其主动融入佛法的明证，洒者，倾也、罄也，都是“空”的意思，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佛法“万事皆空”的经意。或者，鲁智深真正皈依佛家更是其光明磊落、不畏邪恶、见义勇为之真性情所致。鲁智深身上所具有的赤子般的淳真、无欲无念以及随处可见的率性而为才是其修炼成正果的真正内因，至于解救金氏父女、出逃都是其皈依佛门的铺垫；而其打死恶霸郑屠也是搬开他融入佛法的拦路虎、绊脚石而已。

 

　　鲁智深是一位狂禅，更是一尊真佛。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才、无位、无欲、无念、无私、无妄、无邪、无求、无牵、无挂，试问，世上似此宁有几人？他孑身影只，独来独往；他是一个“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的性情磊落的关中好汉；他遇见不平拔刀相助，做了好事从不求回报，这就是其身上潜藏着的真佛的品质。即便是在东躲西藏的逃亡路上再次遇到被救的金氏老儿，走投无路的他依然是没有丝毫的埋怨，更没有患得患失的懊恼和追悔，反而是急切询问金氏老儿为啥不回东京老家，这不是佛教“慈悲”为怀的肝胆写照吗？令人感受到了鲁达身上真正的侠义精神和磊落的胸怀，给与我们的更多是人性的温暖。

 

　　要知道，唐宋时期藩镇的提辖使都是正六品下，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少将师长，优厚的俸禄与舒适生活（在军分区总部）的失去，他坦然受之。因为在他心里——官爵自我得来且自我失去有何遗憾——这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豪迈。可以说，鲁智深既是一个行走江湖的侠者、入世之人，又是一个寄居佛门的禅者、出世之人，更是一个大智若愚且有着赤子般心灵的智者。这样我们对他在五台山的修行或者说狂禅行为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解。

 

　　鲁达来初上五台山，众僧本不愿收留，大告黑状：“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鬼恶，貌相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智真长老对众僧道：“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别得他的面皮”，都寺便说“长老只是护短”（第4回）。是智真长老碍于赵员外面子强行决定留下这也是关键一步。在宋代，出家者有了度牒后，还需要一个实